土地制度,我国现行宪法对土地制度是如何规定的

《中华人民国和国宪法》第十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于补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

宪法并没有对土地所有权的具体主体作出明确规定，而《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的上述规定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一问题，其理由是：一方面，并没有确认农村土地应归哪一个农民经济组织所有，由于该规定没有确定哪一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成为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土地权属的真正代表者究竟是哪个农村经济组织，也没有专门的法律文件给予确认，因此，不少地方的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书尚未发出，导致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缺位，[1]从而使得目前农村集体土地非法转让现象极为严重，耕地大量流失。另一方面，因为乡镇本身作为政府的机构，它并不能完全代表农民来行使对土地的所有权。这本身违背政社分开的原则。尤其是既然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成员共同所有，由乡村作为主体，也容易使人误解为由村委会作为主体享有所有权。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第2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而是农村群众自治，由于该组织体极为松散，因此，村民小组的权力完全落入村民委员会的少数领导手中，所谓的村民小组对土地享有所有权，在很多地方变成了少数人的对土地的事实上的支配权力。

由于集体的土地所有权的归属仍然不明确，在法律上带来的问题很多：第一，土地的登记制度很难真正建立起来，这给地藉的管理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集体土地由多个主体所有，所以，究竟应当登记在哪一个组织的名义下就存在问题。乡镇作为国家基层政权组织更多地代表了国家的意志，尽管它也是农民利益的代表，但是当国家利益和农民利益发生摩擦和冲突时，乡镇现实的利益机制决定了乡镇干部首先选择鸭子农民的利益欲望而维护国家利益。第二，由于土地占有的多元化，也导致了土地的管理的困难。在很多地方，集体土地使用权实际上是由村委会进行实际的管理。加上村务不公开等原因，造成了对土地的随意处置以及对承包的土地的随意变更等。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既不是法人，也不是一级政府。在村民法治观念淡薄的情况下，土地集体所有往往变成了村长、村委会少数人所有。这导致村长和村委会出租或变相出卖土地，侵占国家征地款，频繁进行土地承包的调整，损害农民利益。

1、先秦：
西周实行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一种土地国有制（实际上是周天子土地私有），它规定：一切土地周王所有；受田诸侯世代享用，不得转让买卖；要向周王交纳贡赋；奴隶在井田上集体耕种。

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地而衰征”指根据土地多少和田质好坏征收赋税，鲁国的“初税亩”实行按亩收税，它们不再区分公田、私田，都促使土地由国有制向私有制转化。

战国时秦国的商鞅变法，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土地私有。

2、秦汉：秦朝开始实行土地私有制，按亩纳税；当时土地兼并严重，农民承担的徭役繁重、赋税沉重。西汉实行编户制度，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百姓（编户齐民）依据资产多少承担赋税、徭役、兵役；

3、隋唐：实行均田制（仅按人口分配国家掌握的土地），它是府兵制和租庸调制的经济基础。隋和唐朝前期实行租庸调制。隋朝农民年满五十，可纳绢代役。唐朝时，“租”指成年男子向官府交谷物，“庸”指纳绢或布代役，“调”指每年缴纳定量的绢或布。

唐朝后期由于土地兼并盛行，均田制无法推行，租庸调制无法维持，国家财政收大为减少，唐德宗时实行两税法，即两种征税标准（资产、田亩）和两个交税时间（夏、秋两季）。其意义在于：税制得到统一，保证国家财政；改变人丁为主，放松人身控制；扩大税源，增加收入，减轻负担；是封建赋税制度的重大改革。缺陷是：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赋税转嫁农民身上；加派许多苛捐杂税。

4、宋元：北宋初在各路设转运使，规定地方赋税大部分转运中央，消除了地方割据的物质基础；中央设三司使管理财政收入。北宋“不抑兼并”，土地兼并严重；王安石变法的理财措施包括：青苗法、募役法（纳钱代役）、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和市易法。

5、明清：
明初，地方设布政司，统管地方民政和财政。明神宗时推行“一条鞭法”：多税合一，折成银两，役银分摊，人田分担。意义：减轻农民负担，松驰依附关系；适应商品经济。

清初，康熙帝实行“更名田”并固定人丁数，雍正帝推行“摊丁入亩”，征收统一的地丁银。意义：人头税已全废除，人身控制更松驰；促进农业发展。

6、半殖半封开始时期：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在土地方面，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和“无处不均匀”的原则，以户为单位，按人口和年龄平均分配土地（土地私有制。

7、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同盟会政治纲领（三民主义）中包含“平均地权”（民生主义）规定现有地价归原主，增涨地价归国家（卖主变为资本家，买主就是资本家，国家财政有保障）。这是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

8、国共十年对峙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路线规定：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9、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的土地政策：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
在沦陷区，日本侵略者强占大量耕地，用于修建公路、封锁沟和飞机场等，或者分配给日本移民使用。

10、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土地改革，按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田，农村人口平分。贯彻解放区土地改革总路线：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消灭封建剥削，发展农业生产。

11、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建国初土地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

1953至1956年开展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到公有制的转化。

12、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特点是一大二公（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和一平二调（绝对平均分配、无偿调用公私财产），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13、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安徽、四川试点，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最后形成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使农村改革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

14、本世纪初：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发展优质高效农业，进行退耕还林还草和退田还湖等生态工程，废除农业税、实行农村低保和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工作陆续展开，农村经济正向更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规定，中国土地实行公有制，分为“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两种形式。土地所有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占有，使用和处分土地，并从土地上获得利益的权利。
土地所有权内容包括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同时对土地所有者及其代表行使权利有三条重要的限制：
1、土地所有者及其代表行使权利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义务。
2、土地所有者及其代表不得违反其与土地使用者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者土地承包合同中约定的义务。
3、土地所有权禁止交易。
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郊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